——写给李赟

一、长大

2007年春节，在家里带着一大群弟弟妹妹去ktv唱歌。我自己一个人喝啤酒，歌唱到两三首的时候，矮个子的王彬用依旧有些稚嫩的声音高吼了一声：“哥哥，把我的啤酒斟好！”我吃了一惊，这才想起，这个小孩当时已经15岁了。而他在家里，早已承担起了半个大人的责任。

从那一次开始，我才真正接受了这些小家伙都已长大的事实，紧接着还有更多的事例在证明着这个事实。李欣、少平、少金的就业是比较坦然的，因为他们只比我小两岁；少玉、少银也打工好几年了，这对我就算比较突然，在我心里他们一直是小妹妹。

上初中二年级的李峰突然坚决不肯去上学了，决心去打工；做了一个多月，我试探性地问他累不累，要不回去读书算了？他说还是打工好。再过了两三个月，听说这小伙子在外面干掉半斤洋酒还能到街上逛一圈，然后回家洗澡看电视，虽说我家里的人都有喝酒的基因，但还是让我吃惊。我唯一能说的是，这个以前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拉尿的家伙也长大了。

李娜虽然还在上小学，但是身高已经接近一米七，心理上成熟的也快，她自己是渐渐不把自己当成孩子看了。

而以前常常一见到我就爬到膝盖上来的懿菁、懿雯，早在几年前已经不肯坐膝盖了，她们渐渐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女孩子的身份，而他们的哥哥已是个大男人。虽然我一样疼着她们，她们也一样尊敬和喜欢哥哥，但是年龄的确已经产生拉不近的距离。

然后是李丹，她也要大学毕业了，前几天去深圳面试。由她我又想到，李嘉也快了。

我在他们骨骼的发育中日益感觉到自己不可救药地变老，跟在我身后的孩子们正在减少，一个个先后来到了人生的拐点上，摊开试卷做选择题。我作为他们所有人的兄长，能给他们一些什么启示和帮助吗？

二、成长的烦恼

我之所以觉得真正应该严肃面对这个“启示和帮助”的问题，是因为上周四舅的来莞。跟在家里一天喝四五顿酒一般，来到外地也不改风范，红着一张斯文而帅气的脸。他喝了酒一直是比较开心、比较热情高涨的，这次却很低沉，看得出来他很忧郁。

原来是因为他儿子李赟去了拉萨。他还没有从广州的大学毕业，突然有一天就简单收拾了一些换洗衣服走了。听说是在拉萨一家酒店里打工，李赟自己称之为体验生活。四舅问他还要不要回学校，他说“没必要了吧”，后来四舅还是帮他办了休学，希望等这孩子体验够了，依旧能回到校园。

送四舅到车上的那一段路，他一直用右臂紧紧搭着我的肩膀，搭得很重。这是第一次，因为他是我中学时学校的老师，而他的性格又一直是不苟言笑的，很少跟后辈们亲近。这一次的意外让我真正觉得四舅老了，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心态。如果说以往李赟只是他生活的一项内容，现在则已成为一块沉重的心结，他每天都在考虑孩子的未来，怎么让孩子走得更正确。

“儿行千里母担忧”，从上高中离开家里妈妈在家的眼泪，我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沉重。这一次，李赟和四舅再次为我演示了一遍。

三、烦恼的延伸

确切地说，我还不知道李赟离校的原因。听四舅说是因为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的熏陶，有了自己的精神向往，而且向往得十分执着。为了精神上的满足，他可能会舍弃大学毕业的机会，这也是让四舅烦心的原因。

我相信李赟去西藏是为了精神向往，这样去才有意义。那里离天很近，接受天启的机会很多，以前的人们过着一种辜鸿铭所说的“孩子般的心灵生活”。那里是西天，但住着的不是阿弥陀佛，是莲花生菩萨的子民，他们曾经世世代代把哲学和信仰当成食物。

李赟是不是想寻找一种精神的食物？既然去了，我但愿他是。我首先想要表达的是对这种追求的钦敬，虽然他是我弟弟。

然后我想跟他谈谈，听听他一个多月来的心得，有所得，才能有所长进。除了思想上的长进，我还希望他获得更多“入世”的长进。

总括我所有的“启示和帮助”，集成一句话：生活才是正文，书本和思想都是注解。书本和思想的产生，就是用来注解生活，指导生活。让人们更加善于面对生活，就是书本和思想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我明白成长的关键时刻，人们都会感觉到一种束缚。来自家庭，来自社会，来自自我的精神挣扎。但束缚就是生活的一个部件，善于面对束缚，是成功者的共性。卢梭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四、故事

大学毕业，这是一个束缚。文凭是入世的通行证，这也是一个束缚。

但这个束缚很容易解脱，那就是把学业完成，把文凭拿到。向往自由而且不满体制的人们可能作出放弃文凭的慷慨选择，这是令人佩服的，但同时又是不成熟的。正如鱼儿如果想脱离水的束缚，那么一定是幼稚的鱼，虽然它是有理想的鱼。

姑姑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了，让我给表弟仟富找份工作，不要再窝在老家修摩托了。但他是初中毕业，我根本无法为他找到一份比在老家修摩托更好的工作。哪怕是高中毕业，同样无济于事，这些单位都客客气气地说：没问题，大学毕业的都可以。

小学的同桌没有上大学，去了部队当兵。这是个脑瓜灵活的小伙子，深得领导喜爱，多次有意提拔，可惜他不是大学毕业。他的部队前途，被挡在了那道跨不过的门槛外，所以他写信说，后悔了，羡慕你读了大学。

这些都是很老套的故事，相信会听得一些人耳朵里起老茧，尤其是精神意志强烈而且处在青春冲动期的少年们。不过老套恰恰意味着这些都是重复着的历史，“历史总是惊人地巧合”嘛。不爱听的人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这当然没问题，但是——还是要加个但是，思想是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工作才是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也无法混淆。苏秦悬梁刺股有年，豁然开朗曰：“此诚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他扔掉了书，整好衣冠出门，去谋求他的“六国相印”、“位高而多金”去了。精神的归精神，生活的归生活。

向往西式文化不是这一代年轻人的顿悟，早在魏源、徐继佘（打不出那个正确的字）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西方当然是思想自由的，但是西方人比我们还更加善于把思想当作注解，并让精神的归精神。在最具代表性的美国、英国，拿一个文凭同样是绕不过的一道槛，人们也不想去绕过。获得知识是快乐的，获得权威部门对自己知识程度的肯定同样是快乐的。

我也是个思想独立的人，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比较理性和深刻的人，但我看通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从不过激。

五、我们不是吕洞宾

吕洞宾是仙人，可以“登昆仑而食玉英”，我们不是。

如果要追寻为了思想而完全鄙薄物质的榜样，在西方没有人能比得上第欧根尼。他是个大哲，却乐于“像狗一样地生活”，捡拾着垃圾堆里的食物。他的牺牲很巨大，但是他有精深的哲学思想作为补偿，让后人铭记，我们能吗？

若论在东方，那就要数宁死不食周黍的伯夷叔齐兄弟了，可惜有用之才，白白饿死在一代圣君周武王的朝代。子曰“邦有道而贫且贱，吾亦耻之”，有用之身，原应该善于变通，作出一番事业来的。

如果要再举一个人，那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了。不过后人传颂其气节，却很少人知道他的背景。这个人有很深厚的社会基础，他没钱的时候想要做官，随时都可以做，赚了些小钱又决定回南山种菊花，过不下去了再出来做会官。如果陶渊明在当代，大学没毕业，肯定没有这般潇洒。

形象些说，大学毕业等于拿了一张存折，你拿到存折之后可以不存钱，但当你需要存钱的时候你至少有个户头。大学不毕业，就拿不到这张存折，银行的门永远是对你关闭的。

很显然，20年前还是一个低学历者创业的好时机，现在早已过去了。看看那些我们崇拜的先进思想发明者，那些真正拥有自由的人，哪一个不是拥有众多的学历头衔。可惜他们在著述自己的思想时忘了特别说明一下：任何方面的自由都是有前提的。

自由的人是会思考的人，会思考的人是能用理智战胜激情的人。冲动是所有动物的共性，自我控制和冷静应对才是人的专利。

西隅街韵

很多人不知道，现代而繁华的东莞市区有一个角落，这里古韵悠悠，安静平淡，人们简单地快乐着。

进入这里，仿佛时间倒退了20年，一些早已仅仅活在我们回忆里的图景，在这里就是平常的生活；进入这里，工业社会的匆忙，在这里一扫而空，人们习惯于人流稀少的街道，习惯于把经营着小商铺当作自己生活的陪衬，而不是主要内容。

这里是莞城西隅社区的老街。社区的各处通道，都有简单的门岗隔离，看门人不会阻拦任何进入社区的人们，跨过门岗，不能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但绝对是进入了东莞的另一种生态。

这里叫城外，城外的意思在几十年前就是商贸最繁荣的地方。现在这里已经不再繁荣，但是那些操着本地口音的人们用一种从容的态度面对生活，他们用百年的“酒香”，来向有限的有心人发出自己特殊的邀请。你看那银丝斑斑的老婆婆，坐在自家门前，摆卖一箩筐已经变色甚至有些发霉的荔枝，这样的卖相在“城内”是无人问津的，但老婆婆不知道是不懂还是不介意，对每一个过客都带笑推销：来吧，过来尝尝。你看那百米闻香的手工饼店，香味就是最好的招牌，老板娘对路过的人们并不积极，低着头在店里和邻居搓着麻将……

真正的原汁原味的西隅老街，隐藏在前端那些修整得十分漂亮的街道后面。这里砖墙斑驳，苔痕入屋，门店的业务都十分单一甚至有些落后，有修鞋的铺子，有专卖香烛的小店，有自画自销的炭画室，还有近乎绝迹的打铁档口。这里的人们把生活和工作融为一体，楼上是自己的家，楼下就是小门面，古老的建筑让出一条条宽不足2米的小巷子，在南方城市给予人们一种关于“胡同”的想象。

“拆！”记者身在其中，收获的都是喜悦和激动，只有这一个个喷在墙上的红字让人有些心酸。不少的老旧建筑都面临着拆迁的命运，如果你想保留对这些恬淡场景的完整记忆，现在去看看正是时候。

增加一些漂亮的图片。特此鸣谢东莞阳光网新闻主编——吾兄韩利，以及他的相机。

北隅老街

寂寞老街隔岸羡繁华

文/图 李少威 谢英君

01、北隅老街安静而美丽

02、一名中年男子慢步走过碳化店

03、上千栋古老美观的建筑汇成了老街的气质

04、05 一个人，一条街。

06、老人闲坐在关闭着的“营业部”门前

华侨大酒店、运河商场……运河西岸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服务业巨子，而今早已黯然退场，空遗满腔寂寞。就在它们的身后，安静地错落着北隅老街。振华路、大西路、和平路、维新路，这些工整、古老而美丽的巷子，也一样经历着命运的黄昏。

“我曾经是东莞商业的地标。”徜徉其中，记者似乎听到了老街的低诉。这又如何，到处是五金、古董、香烛、书画，看不到几间衣店鞋铺，零售格局上的疏离年轻与时尚，已经足够雄辩地证明了老街的没落。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谈未来，他们回忆着过去从水乡蜿蜒而来的小河、河上的小货船以及繁忙的码头，那曾经是何等的辉煌。

二十几年前的味道

来到北隅老街是中午12点，天仍未放晴，微弱的阳光淡如清水，细雨如丝落在街上，彩砖铺成的地面湿了又干。老街里巷陌分明，二层的小洋房整齐划一，外墙多漆成了醒目的红、绿、黄等颜色。由于是雨天，街上的行人更少了，一辆慢慢驶过的摩托车，也能给人带来一丝生动的暖意。

随处都是二十年几前的味道。房子很工整、漂亮，古老的屋体加上悦目的颜色，令观者十分舒服，这些建筑的历史都在百年以上。购销部、百货公司，这些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记忆的名称，在这里还是一个个鲜活的实体；用三轮自行车帮店主和顾客拉货的中年男子们，排成一溜打着赤膊，令人记起摩托车仍是稀罕物的时代。

除了踩着自行车匆匆而过的年轻人，走在街上的大部分是老人。小后生们早已遗忘了这个笼罩在华侨大酒店倒闭阴影下的角落。

这里有不少书店，本来可以成为求知青年的目的地，可惜卖的多是旧书、旧杂志，举目望去，书名多是“如何养花”、“豆角的种植技术”、“石头鉴赏”等等。书店不是专门卖书，还收集了很多上一代的旧物，如上山下乡的旗帜、揪斗地主的场景塑像。

张叔的心愿

书画店是这里的特色行业之一，店主一般是年过五旬的中年人，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贩卖和装裱字画。

在振华路一家书画店里，55岁的张叔正用铁锤平整装裱字画用的木板，见到记者来，他放下手中活计，以一壶清茶相邀，坐下谈起了老街的历史。“当年这里是十分繁华的，我就是这里人，55年没有离开过，对这里很熟悉，感情也很深”，张叔说。当然，繁华止于过去，张叔租用的店面很宽敞，有五六十平方米，但租金只要1千多元，已可见老街的落寞。

本身文化水平不高的张叔，做字画已经二十多年，长期浸淫其中，也学会了怎么看字看画。他一开始传授那有些玄乎但确实有道理的品鉴方法，就变得神采奕奕。他说，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个古老的行当，也离不开这条古老的街。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这里能旺起来，但正像你说的，这里产业转弯不容易啊。不转弯就吸引不了年轻人，年轻人不喜欢的地方一定是没希望的。”张叔叹息说，重振老街的心愿，不知道有没有那么长命去实现了。

政府的努力

记者说，不管怎样，这里实在很漂亮。张叔摇了摇头：“10年前你来过吗？当时你可不会这么说。”他说，在过去，房子还是这些房子，但是街面上是凹凸不平的麻石，墙壁的颜色也没有这么好看，景象糟糕很多；后来墙面统一修整，漆上了一样的颜色，路面上也铺上了漂亮的彩砖。

“大概五六年前吧，政府开始动工全面翻修这几条老街，花了不少钱”，张叔回忆说，“也有一部分费用分摊到这些房子的主人，但是很多人给不起钱，政府全垫上了。”他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做下来，证明政府有意让这里重新繁荣起来。

不过光重视也不行，张叔分析，这里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比如交通方面，运河沿途都是单行线，人们来时有车去时无，很不方便；另外在管理上，这里的街面不让停车，我们送货艰难，而顾客也无处落脚。”

那么过去这里为什么如此热闹？张叔说，那是因为以前有一条小河从水乡各镇直通此处，各种农产品、手工产品沿河而来，在这里的码头上岸，这里自然成了一个繁荣的集市。现在小河已经被水泥板遮盖了，码头不见了，集市也就消失了。

让这里的商户们羡慕的是，一河之隔的迎恩门后，却是人流如织，那些面貌不如这里的房屋身价万金，两三条街道就汇成了东莞的商业核心。

记者手记

北隅老街已知“天命”？

西正路、市桥路的繁华，在东莞无人不知，这些狭窄的老街，聚集了十分火爆的人气。然而一河之隔的北隅老街，却因为冷清寥落，成为了我们此次“寻幽”的目的地。

尽管这里的街道更为工整、建筑更有内涵、人文风光独好，然而一条运河，分开的是绝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以及两种商业生态。

我们去过北隅老街很多次，第一次去就觉得，这里应该是商业步行街的理想地点，和广州的北京路、上下九一样，人们在逛街、购物的同时，还可以看到过去的城市，想象到上一代人的身影。市区有几条新建的步行街，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变成了“不行街”，而北隅老街，只需要将迎恩门一侧的部分人气稍稍西移100米，这几条市区最美的街道就会获得新的生命力。

然而100米已经邈隔云汉，人力似乎无法使这里“起死回生”。五六年前政府花费巨资将这里粉刷一新，把陈旧的麻石路面换成了独一无二的彩砖，又把地下排水设施更新换代，可以说，政府知道这里的价值，而且确实付出了努力。但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的老张说，没有用，这里需要的是更多实用的配套措施，比如交通、比如服务业的功能规划。

内政而外商，这是老东莞的功能划分，作为城外的北隅老街，曾经是东莞商业的圣地，不远处的却金亭碑，记录了曾经的商业辉煌。当年这里有一条繁忙的河道，有一个商业码头，但现在一切已经面目全非。也许人们对码头的亲切回忆，正好暗示了这里的繁荣是靠水生长出来的，没有了水，就没有了活力。

“五十而知天命”，老张说。这些百年历史的街道，已经知道了两次“天命”，难道就像它们前面耸立着的当年东莞最好的酒店--华侨大酒店一般，真的走到了命运的尽头？

渐渐地开始相信有灵魂，有重生。

上高中时开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是些半懂不懂的东西。现在想起来真的很佩服天才的课本编写者们，能够把一个庞大的、而且是常识居多的哲学体系“简化”成为不可能学懂的东西。我想最有天赋的学生也只能学个半懂，但哲学是个危险的玩意儿，要么全懂，要么全不懂，都没事，偏偏就是一个半懂能把人毁掉。所以半懂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好学生，多半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在今后的人生实践中把半懂的东西扔掉从而变成一点不懂，回到差生们的起点上去。

很不幸的是我当时就是个半懂的好学生。我把自以为所能猜出来一个大概意思的教条全部奉为真理，然后自诩是个无神论者，是个不相信有灵魂、有重生，并且鄙夷唯心主义的人，敢于在太平间的门口或者乱葬岗的坟前睡觉。正如我知识库存的偏颇一样，我的性格也很偏激，常常为了捍卫那些一文不值的失水教条而与人争个面红耳赤，甚至为此形同陌路。

后来接触到了“唯心主义”的美丽和博大、丰富，才慢慢重视思考内心和灵魂这些广阔的概念。读史的时候又看到了涸辙之鲋的故事，这才觉得，自己信奉的东西，就像那条在车辙的积水里挣扎的鱼，不用多久就会变成鱼干，而别人的智慧则是在大海里畅游的各种生命。

于是不再抵触其他思想，甚至是对于母亲烧香拜佛的举动也不再抨击，必要的时候帮忙点上三柱香。灵魂存不存在？重生是否可能？这是些无法验证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并且为得到的答案而心安。它们的意义是解决了人的精神充实和自我寄托问题，它们即使不能让我们免除对未知的恐惧，却可以让我们在更宽广的领域里想象恐惧和幸福本身。而某些僵硬的教条，却把本来没有答案的哲学问题简单解决，告诉你一个确切的答案，就是这样，别样全是错的。哲学不再是我们看待、理解世界的帮手，而变成了一捆实践和思维的绳索。

而我之所以相信有灵魂和重生，是从读莲花生大师的《西藏度亡经》开始的。他告诉人们濒死之前以及死亡之后灵魂所能见到的种种幻想和实相，种种邪神和真神，当死者的灵魂有足够的意志力拒绝诱惑和辨别真神，就会往生极乐，至少不至于堕入恶道。大师基于这些描述，还设定了濒死者亲属应该做的一些程序，只要照本宣科地做，就能帮助亲人获得解脱和重生。这套程序目的是让濒死者克服恐惧，更重要的是抚慰生者，重鬼之道，归根到底是为了重人。

灵魂出窍之后，每走错一步都可能堕入恶道，走对一步则可能获得解脱。但是走错之后还有下一次的机会，尽管后面的机会越来越难把握，但莲花生大师告诉灵魂们不要放弃，机会总是有的。这是佛家博大、慈悲、关怀的体现。

这是因为现实里没有这么多机会，往往一步走错，就错得一塌糊涂，没有挽回的可能。在现实里走错与在轮回初道上走错一样的容易，一样不受理性的控制，一样仿佛置身云里雾里梦里；不公平的是灵魂会有进一步的机会，人则没有。

这让我想起那部叫做“罗拉快跑”的电影，里面假设了罗拉的三次时光倒转，但是每一次的结局都是悲剧。没跑一次的细节是不同的，一些简单的机缘和细节可能真的能够逆转事实，不过每个人都是罗拉，她在奔跑和急躁的时候没有可能理智地注意到这些机会。她在经历着自己的生活，又不是在看电影。

租赁给外地人的本地传统文化

桥头塘面村离穿越厚街镇最繁华的莞太大道很近，但这里却出奇地安静。“桃花源”三个字在记者进入该村后立刻跃入脑中。外头还是看惯了的嘈杂的城中村景象，入眼的都是粗糙的村民自建洋房，但是走进那条麻石巷后，“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众多古屋环绕着一个大池塘，一条条巷子以池塘为中心放射出去。现代化的喧嚣全部被闲适、恬淡的氛围挡在外面。

错综的窄巷、数百栋精致的老民居营造了一个传统的民间生态，这里是最原味的老东莞，但已经不完全属于本地人了，古屋斑驳的青砖墙上都钉上了“出租屋”的牌子，以栋为单位出租给新莞人。那些对过去的东莞完全陌生的打工者，以二三百元的价格租下了塘面的传统文化。

“人在这里不讲价”

下午4点多钟，微弱的阳光照在一条条宽不过两米的狭巷里。苔藓从小而浅的排水沟蔓延上来，爬上铺街的顽石，攀上发黑的砖墙。从下向上望去，房子都不高，但是十分精致，屋檐屋角都克尽雕工。即使在夏天，灰色的小巷里也有些阴冷，只有民居门前的大红春联为之增添了一抹暖色。

屋里的住户有的听不懂白话，是外来的打工者；有的白话很流利，竟也不是本地人。本地人搬到古村四周的新房里去了，几乎每一栋古屋门前都钉着“出租屋”的牌子。一户人家的房子还没租出去，在木门的铁栓上挂了2块木牌，上面写着：招租，人在这里，不讲价，二百五十元。另一户老屋过于破败，主人不再出租，便在墙外告示说：这是危房，勿入。

用200多元租下一整栋实用的老屋实在不算贵，这是租客们都承认的。想起北京那些昂贵的老四合院，只有显贵者才住得起，这里的经济还没有托高传统生态文化的价格，但保存得如此完整，依旧让记者感慨。

老屋“围城”

老屋像一座“围城”，本地人住腻了想搬出去，外地人由于经济等原因想搬进来，这种结合使塘面村的故事变得很丰富。

在一条小巷的中间，2个年轻女子斜倚在门口聊天。这是一对四川姐妹，用低廉的价格租下了身后那栋老房子。这些讲究的东莞老屋没有给她们什么特别的印象。“冬暖夏凉？没有注意啊”，妹妹说，“主要是便宜，也挺实用。”

一进门就是厨房，内墙还留着灶君的神位，老莞人们供奉的大神是谁她们不清楚，但是姐妹俩像本地人一样坚持烧香，求个心安。

“这房子冬暖夏凉的很舒服，住进来这么多年了，还真没怎么生过大病。”同是四川的林阿姨因为租住了10年之久，对这些异乡的老屋已经有了感情，也有了些“研究”。林阿姨告诉记者，住在这里有“三不怕”：不怕热，不怕冷，不怕水。她说，现在外面到处内涝，古村里却丝毫没有积水。门外的排水渠在村中大小巷道中蜿蜒连通，防涝功能极好。

一座宏伟的祠堂，浑身都是古老的艺术，几个老人坐在里面玩纸牌。厚街白话、湖南话、生硬的普通话从不同的老人嘴里传出，这种奇怪的交流，使人们看到新老莞人相处的融洽。

雨巷中的“油纸伞”

流连忘返之间，已经记不清穿过了多少条小巷，想起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忘记了方向。塘面村不但很美，还像一座迷宫，几十条互相连通的古巷，让陌生人走得犯糊涂。

微弱的阳光被强大的乌云吞噬，雨点马上像豆子一般撒下来。有一条巷子，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衣服，在雨中无人收拾。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撑着一把蓝色大伞，从巷子另一头走过来。见到记者她惊奇的同时带着笑意，随后转入了衣服旁边的木门。那一刻，记者想起的是戴望舒的《雨巷》。

走到古村边缘的新房，碰到的老莞人才多了起来，只要是男人，一问都是姓陈。陈叔在村口建了新房，底层的门面用来卖点小杂货。他十分友善，脸上始终堆满了笑意，他说村里每个月每人有200多元分红，在东莞不算多，自己还要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陈叔说，桥头一共有好几个村，塘面和另一个村比较大，其他都是小村。“从我记事开始，选出来的村长全部都是塘面村的人，其他的村子选不上，我们人多，有好几千呢。”其实事不关己，但他叙述时脸上写满了自豪。

“村神”陈基仔

由于年代太久远，陈叔说不出几句关于老屋的故事，他冒雨引领记者前往82岁的陈基仔老人家里去了解。

几乎每一个完整的村子都有一个神一般的老人，受到全村人的普遍尊敬，如果旧时的家族制度保存下来，这个人就是族长。陈基仔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村里的私塾读过书，如今私塾仍在，人面不存，陈伯是少数健在者之一。塘面村只有他一个人能够默写出族谱，而他也热衷此道，经常抄写复印，给村里人分发。

老人热情地送给记者一人一份族谱。旧式教育使得这个现代知识并不丰富的老人有不错的传统文化功底，许多早已失传的古代歌曲，他还能完整唱出。他在族谱封面上写着一首诗：“河水东流八百载，南岭朝暮思故乡。省亲心欢如蜜甜，人生在世积德善。”这是一首藏头诗，每句首字连起来读就是“河南省人”。

陈伯告诉记者，塘面村人祖籍就在河南光州，所以村里的房屋、巷道设计隐隐还带着中原特色。

记者手记

三点新认识

一是古村之间的区别。在上一期，我们探寻的是凤岗的客家古村，顾客家之名，那是千百年前的异乡人，因势力孤单而受人欺负，因颠沛流离而子弟难以出头。因此建筑文化上客家人把安全感放在了第一位，把子弟有出息“光耀门楣”的愿望融入房屋设计中去。这次我们走进的则是纯本地古村，所以塘面村已经看不到防卫的设施；街道也没有那么工整，显示出彼此接触、串门的频繁；门楣不太讲究，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装饰屋顶和屋檐；村里有好几个祠堂，昭示着族人在本地的地位。

二是社会对本地人的印象有待通过交流提升。在东莞本土和外来文化的碰撞中，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即本地人都比较傲慢。但是记者在探访了几个古村之后深刻地感觉到，本地人是如此的友善热情，每次探访都得到了他们不辞辛劳的帮助。另外社会普遍认为本地人通过享受分红和出租物业普遍生活富足，不思进取，其实不少村落里的本地人分红和租金收入都十分有限，陈基仔老人家里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家庭成员积极通过做小生意和打工等各种手段谋生。

三是东莞真的不缺文化，仅仅通过观察凤岗田心村、厚街塘面村里的建筑，就可以感受到强烈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东莞大地的传统资源矿藏深博，只是保护和挖掘还没有很好跟进。

寻找没有走红的历史

许多人说，东莞不是没有文化，其文化在于务实，在于为了发展甘愿不声不响地埋头创新。

说得不错，然而仅有务实可以解决物质进步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的精神寄托和对本土文化的偏爱、依赖问题。

何不在现代化发展的空隙里谈谈历史？东莞的历史是如此多姿多彩，绵延千年，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一代一代人的生活印记。何不在把玩高技术产品的同时认真整理一下先人留下的遗产？东莞大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也许翻找一下，还能寻觅到一些连接新旧文化的线索。

古人和先辈或许会叹息：东莞不缺乏文化，缺的是保存和发扬的办法；不缺乏前进的热情，缺的是对过去的珍惜。

今天起我们开始寻找，寻找那些没有走红的历史。

“莞地寻幽”系列报道之一

凤岗客家排屋

颠沛流离者的安全堡垒

文/图 记者李少威、谢英君 通讯员周镇明、尧春华

图片说明

01悠长而寂寥的小巷，只适宜用最温柔的脚步来轻叩

02阳光在墙上停留片刻，一家人的鞋子就得享日光浴

03日落时分，老巷将游人的倒影拖长

04苔痕上壁绿，雨后的老巷子

05古老的门楣和现代化的空调，诠释着不同年代的幸福生活

06无论过了多少年，老房子守护的都是居民“人兴财旺”的美好愿望

07五彩镏金涂层早被雨打风吹去，鱼形滴水兽如今仿如黑白剪影

左穿右插驶过凤岗镇区几条热闹的街道，发现路越走越窄，最后只能停车步行，这时候就到达了黄洞的古村落。岭南村和田心村保存着许多百年的客家古建筑，它们像两个安静的老人，站在城市的边缘看着城中的热闹，并诠释着热闹的源头。

古建筑身上不乏雕梁画栋的工艺，然而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建筑的实用和牢固。以颠沛流离著称的客家人在建造家园的时候，向每一个角落灌注了对安全的需求，是以游客匆匆一瞥之间，也能体会到他们强烈的归宿感。

冬暖夏凉的老屋

岭南村安详地端坐在一个小山包下，最高处有一座通体黝黑的碉楼，楼下就是郑叔的家——东10巷1号。

50岁上下的郑叔浑身散发着客家人的热情。他的嗓子不好，说话是用喉咙里的气流震荡出声音，几乎没有音色，但面对陌生的记者却是有问必答。他说不清楚自己住着的老屋有多少年的历史，因为他一出生就居住在这里。“大概有七八十年吧，我也是猜的”，他说，“旧是旧了点，但是很好住。”

户外很热，但一跨进郑叔的家，就感觉到一阵凉意。像空调吹出的凉风，不过更自然，似乎还带着墙脚的苔藓味道。从家里的布置看郑叔说不上富裕，不过必需的电器他全都有，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摆放在古老的房子里，感觉有些奇怪。

老屋没有天花板，抬头一望都是乌黑的瓦面，其间用玻璃留出一些采光口。采光口有三个或五个，白亮白亮的，就像黑色穹庐下的星星。郑叔说瓦面从来没有修葺过，雨下大了就会有些漏水，不过他们全家都不大在乎。

“家里还种地吗？”记者问。

“早就不种了，家里人都是靠分红生活，不过分红不太够用，我们还在外头打工。”郑叔回答说。他的脸上自始至终堆着快乐的笑容。

“四叔公”的注解

岭南村的古屋都比较简陋，装饰很少，但每一座古屋的门楣上都雕刻着一些祥瑞的图像，有的还做得极为精致。郑叔领记者去看一座最有特色的古屋，门框和屋顶上似乎融入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元素，但最吸引人的还是门楣，上面留着五颜六色的油彩，画了些什么内容则已看不清了。

为什么客家先民这么注意对门楣的装饰？客家老人“四叔公”给记者揭开了答案：客家人是最传统的群体之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后人能够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后代有出息是他们最大的荣耀。

“四叔公”说，客家的建筑很能反映这个群体的特点，最为明显的特点是追求安全感。“客家人一般分布在山区，村子也多是依山而建，这是迁徙的先人刻意选择的。因为以前经常遇到兵灾战祸，或者被外族欺负，所以要找一块方便保命的地方安家，钻入山中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明白了安全对他们的重要性，你就能看懂客家建筑。”

迫击炮打不穿碉楼的墙

带着“四叔公”关于安全感的注解去看，果然好懂多了。

与岭南村一里之隔是田心村，两个村子其实是同族，村民都是姓郑或姓刘。

在去田心村的路上回望岭南村，最显眼的是几座高耸的碉楼。村里的老人郑官昌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些碉楼有的高达8层，以前是用于村子的防卫，放哨和射击都十分方便。

郑官昌介绍，碉楼的墙壁是用粘土、砂石混合红糖水砌成的，红糖十分粘稠，可以增强墙壁的强度。墙壁很厚，有的竟然厚达1.2米。当地民众说，当年日本鬼子用迫击炮都打不穿。

田心村那些工整排列着的老屋，历经上百年依旧巍然挺立着，满眼历史的沧桑感，但全然没有破败之象。古屋的基座和门框、窗框都是用厚厚的石条砌成，十分坚固。好几栋老屋墙壁上斜斜排列着一些小坑，村里人说，那是日本飞机上的机枪扫射出来的。子弹从天上淋下来，也就打出火柴盒大小的坑。

很显然，当先民定居下来之后，他们渐渐不满足于逃跑避敌，而是把自己的家园设计成一座攻守两宜的堡垒。

狗比人还多

两个村子都出奇地安静，在村子里行走有一个强烈的感受：狗比人还多。养狗也是客家人喜欢的“看家本领”。

村子里街巷是用一条条巨大的麻石铺成的，绿意盎然的苔藓爬在石头上，但给人们让出了落脚点。一位老奶奶拉着小孙女的手，沿着巷子慢慢走下来。老人听不懂广东话和普通话，只是微笑着对记者摇头。身后大小三只狗儿对记者吠了几声，老人轻声一喝就乖乖退到了一边。

田心村一户人家门前，一共有5只小狗在玩耍。户主也是姓郑，同样50上下的年纪，又是一个郑叔，为示区别只能改称老郑了。5只小狗都是老郑家里的，他说养这么多狗完全是为了看家。他的邻居家门口悬着一块雕刻精致的木牌，上面刻着“内有恶犬”，提示陌生人绕行。

老郑原本是住在岭南村，后来重新分了田地，他就搬到了离地比较近的田心村（从名称上已知这个村子的地理位置）。80年代再建房子，就是现代风格的小楼了，在古建筑群中，老郑家显得有些“不搭调”。也许正由于现代建筑的防卫、防盗功能都很弱，老郑才养了这么多狗。

精致的田心村

记者问：“看了岭南再看田心，感觉田心的先辈生活要比岭南先辈富裕啊？”

老郑说：“那当然，田心村的建筑都是过去的老华侨们从海外回来修建的”

这些华侨住的老屋，体积庞大，门面很阔，高度也明显增加。如果说岭南村是不修边幅的，这里则处处都是艺术。屋顶的排水口设计成2条张着嘴的鲤鱼，水从鱼嘴中喷射而出。用雕梁画栋来形容这些旧屋并不为过，上翘着的屋脊，刻画出这些家庭的气派地位。

门楣的装饰是客家先民贫富的最直接标示。建筑师给华侨的门楣留下了一大片面积，上面画满了各种图画，画面上多是松树、仙鹤、梅花鹿、牡丹、石榴这些吉祥的意象。

凤岗镇已经把田心村规划为客家民俗文化村，每年都会在这里重演过去的重要民俗活动。村子里门前户后到处种满了瓜果，田园之趣保存得很完整。行走期间，感觉像在聆听一个长长的故事。

记者手记：遗忘在檐角瓦背的时光

庭院深深深几许，当雕梁画栋都酣眠在岁月深处时，连风过回廊也倍感寂寞。

时光在这里静静沉淀，青花石板路上的苔痕年复一年青了又黄，檐角的鱼形滴水兽只在雨天才会打破沉默。黄洞村每座排屋都有新装的门牌，然而大部分的老宅子，木门一锁后几十年再没有打开过。只有巷陌间的数口老井，仍在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当年的冬暖夏凉。

除了寥寥几个像归鸟恋巢一样守着故宅的老人，这些排屋的主人大部分都搬走了，他们从与世无争的小山村出发，为的是追逐城市五光十色的繁华。当年那些开满枪眼的碉楼，那些拱卫流寇的深宅大院，一座接一座地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曾经发生在其中的离合悲欢、冷暖世情，也都如同昨夜星辰昨夜风，一一流去无踪。你我就算驻足于此，故事也无从所知。

然而有人离去就有人到来。绝大部分的排屋至今仍保存完好，麻石条做的墙基，手磨的青砖，加上红糖糯米混粘土浇筑的独特工艺，让这些老房子栉风沐雨整整一百多年仍坚如磐石。一些外来工在当地承包了农田种菜，为了出入方便，就以每年三四百块的低廉费用租下整一套排屋，过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寥落的巷陌里，偶有鸡犬声相闻，既寂寞，也快乐。

新闻环境好些了，对比2006年的确如此，只是我们的心还太狭窄，我们作为新闻机构本身比政府还要保守，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现实。

无论如何，有时评栏目是好事，是李主任争取的结果，要感谢他。至少这个栏目让我恢复了观察和思考的习惯，让我得以磨练自己的思想和笔锋。如果一直闲置下去，笔会生锈，心也会生锈，到时我也会变成一个只会写本报讯的记者。

生锈了的记者不少啊，我经常和一些兄弟讨论进步这两个字的含义，这不是一个乐观的词，而是一个紧迫的词。因为进步需要时间，而时间让你衰老。技能和思想没有前进，衰老却不会停步，总不能等到四五十岁，我们依然只懂得写本报讯吧。过去的正常，在往后就是失败。

不能在而立之后一直失败下去。

提租之议最好是一场虚惊

李少威

一项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配套办法正交给社会讨论：参照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把出租屋税费多少与租住人员多少捆绑起来，提高出租屋的租住和经营成本，“以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这一表述被写入了东莞市一份重要文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出租屋房东已开始为生计担忧。不过市委多次强调，文件只是一份讨论稿，是对调研中收集的建议的初步汇总，并非最终决策，因此人们很可能是虚惊一场。

然而担忧也是正常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过：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其愿望而要看其后果。提议者的愿望是好的，他看到了一个明显的逻辑：东莞现有劳动力素质过低、无法适应产业升级转型需要，而低素质劳动力一定是低收入人群，其经济承受能力十分有限，一旦提高租住成本，他们就会失去安身之所而离开东莞。

这是减少低端劳动力数量的一条捷径，然而捷径也可能意味着逻辑的粗糙。此议如获推行，有两个恶果可能出现：一是“树倒猢狲散”，出租屋这根本地人的经济支柱将迅速垮掉，低收入的劳动力各自收拾家伙回老家，或往别处打工；二是“猢狲散树倒”，劳工走了，原本就缺工的企业有一部分肯定要关门大吉。

考虑到人总是具有超乎想象的生存智慧，两个恶果的设想或许过于极端，为此还要考虑别的可能性。任何可能性都是以一个基本观点为前提的，即低端劳动力一定无力承担新增的留莞成本。那么一种情况是，在出租屋本就供过于求的东莞，房东们唯有忍痛让利，主动承担政策追加的税费，以延续他们习惯了的生存方式。结果是原本就对产业结构调整不积极的本地人将增强抵触感，改革的社会成本将大幅增加。另一种情况是企业为了挽留工人而不得不加薪，原本微利经营的企业，利润再被政府变相拿走一部分，生存更加艰难。即便不至于倒闭，也削弱了其“就地升级转型”的能力和动力。

市委书记刘志庚多次强调的一个意思令人印象深刻：减少人口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至少要用10年。对照这个意思，提租之议的不可行不言自明。这是一项强烈的行政干预措施，于政府、企业、工人和房东都是有害无益的，更谈不上是“经济手段”。

环保底线终于在东莞发作

李少威

“环保”二字在东莞的分量正在变得沉重。如果说领导对环保的反复强调和文件的不断书写传递的仍是一种不确定的信息，那么长安一家电镀制品厂董事长因拖延关闭其重污企业而被拘留15天的事实，则是东莞对环保理念的全新注解。

这件事告诉企业和社会，环保不再是发展经济的摆设，而成为了政府恪守的底线；污染也不再是无关大局的中性词，而已成为社会对企业的道德审视。

对于这位董事长，除了现存污染企业可能有“兔死狐悲”之叹，社会上极少有同情之声，这是好事，是社会逐渐进入良性循环的一个标志。不过，千万不要理解为公共责任意识在东莞得到了普及，依靠现有的责任意识，还支撑不起环保法规的扎扎实实推行。

人是天生的经济动物，当年污染合法，如今污染犯罪，这种转变归根到底来自于理性的利益考虑。

“先污染后治理”是东莞走过的老路，当年环境污染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必然的副产品，故而民众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对待，而企业则以贡献者的姿态放心排污排废。大家都没有看到“先污染后治理”这句话里隐含着的一条底线，即污染可以，但要控制在可以治理的范围内，而且污染企业的财富贡献要远远大于治理成本。

当前的问题是，许多不可治理的污染正被人们逐步认识，而污染企业创造的财富份额又在逐年压缩，根本无法抵消污染治理成本，污染企业对于社会各方面都缺乏可以交代过去的借口。对政府而言，高消耗低利润已经无法满足新阶段的发展胃口，对民众而言，无产阶级变成了中产阶级，他们开始关心自己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源。于是，这种矛盾变化触动了底线的发作。

“兔死狐悲”的污染企业牺牲了环境，却不免觉得自己也成为了牺牲品。笔者接触过不少外资企业代表，许多人仍对自己污染低利的企业受到空前排挤想不通，先前的尊重和巴结突然变成了普遍的鄙薄和疏远，认为东莞过河拆桥。事实上，这些产业梯度转移的参与者还没有真正理解转移的含义，历史早已证明转移者和承接地的宿命就是为了现实的利益，“理性地互相抛弃”。

即使政府不再强调遏制污染势头，转移污染企业，笔者也认为高污染企业在东莞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利益对环境的破环极快，到了一定时候又可以为环境提供最稳固的保护。让利益先行吧，慢慢再来普及责任感和使命感。

整合资金帮助穷人

李少威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日前表示，自己有意参考澳门特区政府的做法，在财政可以负担的前提下给市民发放一点“临时生活补贴”。

第一篇新闻报道就给“临时生活补贴”改名为“红包”，其后国内外议论横生。通观诸家意见，热情赞扬不吝笔墨者居多，少数人提请政府审慎但态度犹豫。看来持续上涨的物价，早已让社会对“红包”思之若渴。

“红包”令人振奋，不外两方面原因：一、“红包”是不劳而获的，就像走在马路上捡到钱一样；二、“红包”有点见者有份的意思，只要自己有份，没有不赞成的。因此，人们的思绪从香港、澳门绕到上海，再和东莞一联系，刻意要把“临时生活补贴”解释成了让人眼前一亮的“红包”。

笔者认为，人人领“红包”愿望虽好，想法却有些天真。

儿时盼过年，原因之一就是有红包可拿。父母每人给50元，是其中的大头；叔伯舅姨则是10元至20元不等；到了远亲或朋友的级别，就只能给5元了；如果是不认识的人，一分也不会给。地区差别可能会导致数额上有所不同，但是按照亲疏关系依次递减的规律想必是到哪里都不会变的。

按此推理，占据东莞人口多数，而且许多是一无暂住证二无合同、状如隐形的“新莞人”能不能一样从政府“拿红包”，笔者认为不需要过多讨论。如果“见者有份”，“新莞人”的数量必定会在派“红包”之前大幅增加。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财政耗费大笔资金，而贫者未见真正实惠，富者又觉可有可无，谁也不会满意。

有人说，政府直接给所有市民派发“红包”的做法比减税更优越，是因为这样“很公平”，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逻辑存在两大硬伤，一是平均不但不是公平，还是公平的敌人；二是把财政的取用之道歪曲了，政府变成了一个从事简单工作的出纳。

子曰“君子周急而不继富”，对政府而论，周急是办实事，继富是乱花钱。刘志庚所说的“临时生活补贴”，“周急”的含义非常明显，是有的放矢的。东莞财政不见得真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宽裕，就在4月底，人大代表还在反映低保户几百元的补贴折腾数年尚未到手。所以面对物价上涨当务之急只有八个字：整合资金，帮助穷人。

不能继续盖小庙

 李少威

 上周，大专毕业生小张到一家公司应聘仓管员的岗位，被拒绝了。小张初时以为是公司担心自己的学历不能胜任，乃退而求其次，决定应聘生产工，结果依然遭拒。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岗位都不需要大学生，“小庙容不下大菩萨”。

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边是政府费力倾资引进人才，希望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来吸引更高层次的企业，以实现经济的转型，另一边则是自觉进入东莞的大学生，“屈身贱卖”依然一职难求。

要说这是谁的悲哀，首先便是企业的悲哀，同时也是东莞经济的悲哀。笔者相信此事在东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追溯从前甚至多不胜计。现在之所以变得显眼起来，是因为当前经济上的低端操作已经逐渐走入绝境，市委书记已经发出了再不转型东莞很危险的呼吁。

然而这家企业有代表性的态度实在令人揪心，“小庙容不下大菩萨”，那种泰然自若、不思进取的满足，透露出来的正是许多同类东莞企业的危机。“红旗还能打多久”？当东莞市委市政府急切地思考问计、言必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时候，许多作为经济主角的企业俨然事不关己，煮茶谈笑如往。

有专家分析说，这是企业节约成本的必然选择，能用劳力价格低廉的中学生，何必用身价更高的大学生。说得有理。然而恰恰是对点滴增加的成本均不能承受的现状，证明了许多企业即将走向终结的断崖。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政策追加的成本，都在逐年增加，套用一句俗语——过得一时，过不了一世。安于现状者，最终必被历史淘汰。

“一家企业都不能让它走！”对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转移部分企业生产环节、用经济手段逼迁部分低端企业的决策，有人很激动。也有人认为应该继续不加选择地引进资金，继续盖小庙，因为“东莞正是靠三来一补起家”，这是传统。我们相信建言者的善意，但不能苟同其对时势的判断。世易而时移，心思依然还在故纸堆上，耽误的是全局的前程。

凤凰飞来，“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就是盖小庙造成的恶果。东莞要减少人口的计划一经提出，就引来了靠租金生活的群体代言者的批评，并将之曲解为短期内无原则地把新莞人赶走。政府原意，实则是要通过盖大庙、盖好庙，引进以一当十的“大菩萨”来减少“菩萨”数量。笔者思虑及此，叹其曲之高，忧其和之寡，无怪乎“转变观念”看似空洞却要一再强调了。

 “回头看”有争论是进步

 李少威

2007年人大政协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回头看”情况汇报会于上周召开，与以往的风平浪静不同，此次汇报会上政协委员与政府部门的理性争论颇受社会瞩目。

其中最为“火爆”的东华中学人行天桥谈论7年仍未建成一事，在东莞或将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政协委员与其监督对象均能毫不回避矛盾，在公开场合进行直接“交锋”，说明东莞的政治生活有了新的格局——人大、政协、政府真正各有职分，谁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阑尾”。

人大、政协的职能，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当中早已有了“标准答案”。不过要让这一“标准答案”在政治生活中真实体现，就有赖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甘冒风险，积极实践。之所以说甘冒风险，是因为在现实的政治权重中，政府毕竟长期以来都是绝对压秤的，对治理过程提出不同意见需要有除旧布新的勇气。

回顾此次“回头看”汇报会，笔者认为我们首先要向汪紫云委员致敬。政协委员并不是一个专职岗位，也就是说，通过为民办事争取口碑来踏上政治通途，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每一次据理力争，目的仅止于尽本职而已。为数万名师生、居民尽早争取一座人行天桥，就是汪紫云委员对主管部门表示不满、连连诘问的唯一理由。勇于表达意见、不怕“因言获罪”，就是老百姓需要的政协委员。

同时我们也要向东莞市城管局致敬，他们在接受监督上采取了十分重视和积极的态度。局长、副局长、市政科负责人同时出席汇报会，单从这一安排上已可见该局对于接受人大、政协监督的诚意。合作是协商的基础，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没有合作的精神，那么汇报会上无论是把酒言欢还是激烈争论，对实际决策都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这几年的东莞两会结束后，改进工作，积极答复代表、委员的建议和提案成为了政府各部门的一件大事。某局一名参与答复的科长曾对笔者表示，工作不做细不行，有些代表、委员“很难缠”，并笑言自己“很怕他们”。笔者认为这是东莞政治文明进步的象征，代表、委员“难缠”是因其尽职，而政府部门“怕他们”，则是尊重民意、遵守规则的表现。

本地人坐公交免费欠考虑

李少威

4月5日石排广电站报道称，石排镇准备投入300万元进行免费公交试点，免费的对象是全镇4万多名本地户籍人士。乍闻此讯，不知当喜当忧。

取消2.5元票价、一元公交投入、户籍老人免票乘车、户籍学生半价购票……2006年治摩开始后陆续出现的公交廉价化措施，减轻了不少市民的出行负担。其间镇区屡有便民新招推出，但一个普世的前提从未受到过挑战，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特殊福利人群，任何人购买服务都要支付费用。正因如此，上面的措施都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欢迎。

石排镇要为所有本地人提供免费午餐的消息并不显眼，但注定会有“石破天惊”的效果。好处不必多谈，又有一部分群众要从中得到实惠，因此说当地政府关注民生似乎也不为过。事情的核心在于，这样的实惠政府应不应该给，百姓应不应该拿，考究起来就大成问题了。

“举脚赞成”者想来都是那些将要得益的石排本地人士。请原谅笔者言辞的狭隘，在户籍歧视早已被扬弃的东莞，还要拿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来说事。一年前刘志庚书记已经明白表示“新莞人就是东莞人”，故而公共的话语系统里断不应该再区别对待的。不过这恰恰也是笔者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事关所有人利益的公共交通，为何要按户籍区别对待？

免费午餐并非真正免费，背后是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所有纳税人的钱。相信有识而理智的本地“将要得益者”也能认同一个判断：所有人的钱当然应该用在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上，比如环境，比如治安，或者用于照顾特殊困难群体以实现社会的公平。那么笔者的第二个问题就产生了：4万多石排本地人免费坐公交是出于环保目的，治安目的，还是因为他们都特别的贫困呢？

如果都不是，那这样的免费是没有理由的，属于“不当得利”。要看到，其成本并不仅限于试点需要的300万元点，此举若因“试点成功”而长期推行，那么每年石排镇财政都要为此支付不菲的费用。提供的不是公共产品，规定的获益者又不属于社会保障范围，那么财政为此而主动背上一个包袱有何意义呢？为此笔者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公共财政投入不能讲究营利，难道也不需要讲究效益了吗？

公厕建设在广不在奢

李少威

媒体日前报道，长安镇斥资40万元，建造了两座“星级免费公厕”，市民“厕身”其中，可以一边解决正常生理需求，一边听音乐吹空调。用料如此上乘，难怪公厕一摆上街头，马上“引得很多人驻足观看”。

看了热闹看门道，不妨一同操起算盘。一座只有3个蹲位的公厕造价20万元，按使用20年算，每个蹲位一月折旧为277元；有关部门称一座公厕一个月的维护费用约需5000元，加上1500元左右的管理人员工资花销，每个蹲位一月消耗2166元；因此，每个蹲位一个月需要吃掉2443元公共财政。与此相对应的数据是，合肥市蜀山区一名公厕管理员透露，他看管的公厕有四五个蹲位，每个月一共需要400元运作费用。

看来，上公厕的人有福了，至少比合肥市民有数倍的福气。免费公厕看上去是政府拨款提供的福利，事实上是所有的纳税人在为这种高级公厕买单，因此置身其中，怎不深感宠荣。尤其当闷热的夏天来临之时，上一回高级公厕更足称享受。

要提醒如厕者的是，切不可因贪恋公厕之舒适而拖延时间。不要忘记在公厕数量不足的东莞，门外还有不少人在排队；不要忘记花坛前墙根下，还有不少“走投无路”的便急者在“罔顾公德”。

这是公共设施建设的一个悖象，在基本需要还不能满足的时候，奢华就已经抬头。笔者由此想起的是杜少陵的希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广厦之谓，断非别墅，欢颜的产生，也是因其有而非因其奢。

这同时体现了对公厕价值的基本判断尚不明晰。公厕的意义归根到底是与人方便、解决问题，音乐和空调都是花边点缀，可有可无。在发达国家，为了尽量提供方便，政府甚至不惜建设极其简单的露天公厕；而我们在基本要求还未满足的时候，怎能急于追求“星级”？

有关部门的解释是，高级公厕主要目的在于环保。然而即便在言必称环保的大背景下，“环保”也不能成为以瑜掩瑕的外衣。何况配备音响和空调的公厕如何与节能联系起来，实在令人费解；又何况环保的重灾区依然在生产部门，目前仍旧缺乏监管的人力和资金，在公厕上强调环保而不惜重金恐怕有些舍本逐末了。

行政区划调整须与福利分配方式改革同步

李少威

当前东莞时政热点，最重要的当推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行政区划调整及改革传统福利分配方式的讨论。两者虽是不同主题，却是捆绑在一起的。行政区划要调整，就会触及福利分配问题；福利分配方式要改革，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个契机。

东莞当前的行政区划，被比喻成“一个父亲三十二个儿子”。父亲虽有三头六臂，亦不足以实施有效管理，以调动儿子们为大家庭服务，并防止他们攀比和打架。而经济发展已经过了拼资源的阶段，整体的规划指挥变得重要起来，一双手拉着三十二根缰绳的现状就成为了令人头疼的难题。所以，减少“儿子”的数量自然成为调整的方向。

福利分配问题紧随而至。在当前的东莞，最重要的福利分配方式就是将集体土地、厂房等资源折算成股份，人们按各自的持股数量获取红利收益。股份收益率高低与地缘因素密切相关，因而有了富镇与穷镇、“中心镇”与“边缘镇”的区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减少“儿子”，富与穷的结合都不可避免。如何在新产生的“儿子”内部调和收入差距悬殊的矛盾，考验的正是决策者改革福利分配方式的智慧。

有人提倡政府出资购买农村集体土地，这样既可以游刃有余地安排宏观经济规划，又可以抽掉股份红利的源泉，重构福利分配方式；有人则认为政府购买土地过于激进，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应当采取更为渐进平和的变革路径；还有人认为，变革的同时应该发挥公共财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缩小地域福利落差……这些建议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通过福利分配方式的改革，配合行政区划调整的推进，为东莞新一轮发展腾出资源空间。笔者认为，倡议者的动机是纯净的。

人们都相信改革必定会有阵痛，部分人丧失利益是必然的结果。问题在于，有些倡议者可能忽略一个前提：不论以何种名义，合法利益是不容侵犯的。福利分配方式涉及到东莞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可能通过强制力推倒重建，而更应该是一种妥协的交换。即政府提供一种更为公平、福利总量增大的分配方案，征得农民同意后实行置换。所以当前最应当关注的恐怕不是如何消灭现有分配方式的基础，而是怎样创立新分配方式的前提。

行政区划调整与福利分配方式改革，具体推行办法是不同的，前者主要仰赖权力运作，后者则侧重依靠利益协商，但方向性的大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即无论何种改革，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利益总量的增加而不是减少。

“解放思想”何须大门紧闭

文/李少威

“尊重媒体，善待媒体”，秉承其一贯以来亲近民众、关注民生的施政风格，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上周再次强调了媒体作为政民联系之桥梁的重要性。刘书记多年来推动舆论环境改善的努力对东莞具有深远意义，因为政治的透明化、公开化是通往现代政府的必经之路，阳光下的决策和治理远胜于任何费劲心力的内部监督设计。

然而书记话音刚落，一桩“拒绝采访”事例立刻发生：东莞市卫生局2月28日上午召开“解放思想”学习讨论会，选择了回避媒体采访。在获知此次会议之后本报记者致电该局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方谎称并无此会；而另一家报纸的记者起初获邀进入了会场，开会前又被礼貌地“请”出门外。2月25日李毓全市长曾指出，解放思想是全民之事。市委的同类会议每次都向媒体开放，卫生部门何以要关起门来“解放思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回过头来看，此事恰恰为刘书记每年强调“尊重媒体”作了注解：东莞的舆论监督环境的确还需继续改善，一些部门的政治观念已经过于陈旧。对于“政治”这一概念，民主的先行者中山先生一言蔽之曰：政治，即管理众人之事。既然管理的是“众人之事”，我们实在想象不出在正常行使职能时有什么隐瞒“众人”的理由和必要。

媒体，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意见互动的中介，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作为国家权力主人的人民。故而尊重媒体，就是尊重人民，尊重人民的知情权，这一指标直接反映着一个地方的政治成熟程度和文明程度。所谓尊重，并不是表面上客客气气的礼貌仪态，而是对媒体职责的真正理解和重视，正如刘志庚书记指出的，“媒体承担着监督职能”，这就是它的核心职责。逃开了媒体的监督，任何礼仪都是无意义的装饰。

 当然，我们相信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是襟怀坦荡、秉公行政的，少数部门的回避姿态，或许源自于对现代社会运作还没有完全适应，还需要一个接受期，作为媒体我们也愿意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不过，更早地适应和接受，对部门自身的进步和对东莞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有正面的推动作用。这几年我们就看到，市两会实现了全面开放，新闻发言人制度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部门通过媒体接受市民监督，阳光行政的理念深入公务员群体人心，东莞的政府声望和城市形象都在国内负有盛名……书记的持续努力，市委市政府的不懈推动，都在提醒各部门不要固步自封，还要在政务公开上进步一点，再进步一点。

我们同行，许东莞一个大未来

文/李少威

旅行的人们，到一个城市首先要买两样东西：地图和报纸。地图指引他们索引这个城市的物质文明成就，报纸则带人进入城市精神文化的世界。好的报纸，既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也是一个城市的门面，是新成员融入这个城市的敲门砖。

5年前，东莞人还在期待一份本土化的现代报纸。《广州日报·东莞新闻》的诞生，为这座城市打开了一扇清新的心灵之窗。我们来了，从此与市民一起触摸着东莞这座城市的灵魂，一起感受进步带来的激情澎湃。我们看到了政府服务的开阔度，公共生活的自由度，也触摸到了东莞经济与文化共进的脉搏。

还记得5年前行政中心广场动工时，几百米外那头还在耕作的牛吗？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一切变化，快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东莞人的生活习惯、身份意识、人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迅速融入更大的公共生活空间。这就是城市，公权力、公共准则的影响力波及每一个成员，任何人都难以独善其身，所以我们需要表达，需要参与，需要一个可靠的平台。

这个时候，我们来了，是为承担起一份公信力主流大报在一座新兴城市的责任而来。我们与市民一起，在舆论层面深入到城市进步的每一个细节：政府与市民的互动，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各种不同意见的互动。因为有争鸣，所以有共识；因为五味杂陈，所以各个社会群体的意见都得到陈列，得到尊重。

报成于城，现代化的东莞，需要有公信力的主流大报；而我们的成长，也片刻离不开东莞这个城市大舞台。我们不离不弃，因为我们坚信，一个城市对各种意见越是包容，这个城市的经济就越繁荣，社会就越稳定；报纸对发生在城市中的事件记录得越客观全面，探讨得越理性和深刻，这个城市的文明积淀能力和大众观念更新能力就越强，城市因之而更富内涵。

5年来，我们在东莞看到了一个有经济前途和文化前途的城市，看到了一个开明、亲民的政府，同时看到了一群有阅读欲、表达欲和参与欲的市民，我们更坚定了为这个城市的进步尽力的决心。因为，这是我们的东莞。

5年来，我们已经在东莞落地生根，成长为一家本土化的主流媒体。我们心怀着对这座城市的感恩，成熟地表达着政府和市民的意见，用一篇篇客观深入的新闻报道，推动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同时，东莞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生态，也在改变着我们，让我们更加本土化，更加与东莞水乳交融。

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梦想。走向未来，和东莞这座年轻的城市一样，我们风华正茂，我们激情满怀。我们愿许东莞一个大未来，那是一个政治更加清明，经济更加繁荣，生活更加安定的城市；我们愿许东莞一个大未来，那是一个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相处的的城市；我们愿许东莞一个大未来，那是一个更加海纳百川、人的心灵都能得到更大自由、才华得到更大释放的城市。

八策东莞：三十年改革 未到停步时

文/李少威

（摘录《战国策》词句，均与文章内容一一对应。）

——子东国之桃梗也，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战国策》齐策三）

——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战国策》 齐策一)

——“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 。(《战国策》 齐策四)

——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战国策》齐策六）

——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战国策》赵策二）

——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战国策》楚策一）

暮然回首，改革开放整整三十载，整理一段历史，正当其时。

我们徐徐转身，远眺来时之路，试图寻找一些关键的节点，作为总结得失的落脚之处。眼光难以自控，射向了比三十年更为遥远的坐标，停顿在一个“策”字之上。

“仁义礼智信”，古之大道也，往事越千年，衮衮诸公围绕这五字大做文章。然而纵横议论，太多华而不实之辞，真正脚踏实地推动进步者，都是落实在这个“策”字上头。

科举鼎盛之时，想做天子门生的知识分子，都要当面献上“策论”。然而书生久居象牙之塔，未必真能号准脉息开出良方。因此在我们看来，“策论”对于今日的借鉴，应该是提醒大家一直保持着改革进步的冲动。

这个纪念东莞改革三十周年的特刊以“策”命名，正是此意。不敢逞能献计，但言改革之必行。

东莞，三十年辉煌卓越，世人共睹，再无疑义。然而，东莞真正认识自己了吗？东莞，你是谁？孰能作答？

三十年外向型经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政府收工缴之费，百姓渔租赁之利，民营经济仍是侏儒，居民就业依然低端，东莞的根在哪里？

正如桃木刻成的人偶漂于淄水之上，难以自我把握，“漂漂者将何如”。

时不我待。刘志庚书记多次强调，中央的政策不会允许东莞一直这么走下去。富可敌省的东莞，无疑是中国经济中的一条生猛的大鱼，网不住，钓不上。然而形势和政策则是养着大鱼的水，自负而不谋变，水就将干涸，以致身成蝼蚁之食。

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是东莞早已潜藏着的危机之源；多如繁星却无自我创造能力的企业，则是东莞的未来之忧。不调整产业结构，就会被产业结构调整；不谋求企业的自我造血，就会被日益缩窄的利润空间所消灭。狡兔要有三窟，才能免于大敌之口，诚哉斯言。

东莞人并不欠缺改革的精神，甚至可以说，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其中为数不少还是从东莞的实践中提取而来。

然而，三十年为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三十年为百姓设定了生存的模式，衣食已经无忧，东莞人再也不是一穷二白了，守着窖藏的金银，还有继续变革的锐气么？

舍不得既有财富的丝毫损失，就换不来更加富足的前景，这是乾坤之定律。

举凡改革，主政者都要面对新与旧的博弈，不可能皆大欢喜。

所以刘书记说，既在其位，就要为这个地方着想，就要考虑长远发展问题，就不能怕得罪人，“肯定有人会骂你”。

举凡改革，参与者都要面临得与失的挣扎，不可能空手套白狼。

所以刘书记说，大家都希望收入不要减少，但迟早都要痛一次，那就不如早痛。

倘若坐失改革之良机，后悔便已太迟。

所以刘书记说，“管他呢，盲目地做，也过得挺好。等过几年中央把这些企业一关，村里的厂房土地租不出去了，你们靠什么吃饭”？

《战国策》云：“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三十年改革，东莞的经济积累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运行还没有走上高端而平稳的轨道，还没有到足矣停步的时候。

倘若错误判断认为自身已经“毛羽丰满”，不须再继续图变，则高飞不过如天上之风筝，看似悠然自在，实则为一丝无法摆脱细线所牵引，风雨骤至，则难免线断而身坠之厄运。

此八策，无他求，但能一声高吼，助政府而醒人智，足矣。

民校改革

用未来挽留现在的人心

文/李少威

人心的定律，更好的图景总是在未来展开。因为怀抱希望，所以人们在平凡中安心努力。在知识主导的社会，人生的希望之基在于受教育，上一代人在实践中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在提高自身的同时，将这种对教育的认知和信任实施到下一代身上。一旦孩子诞生，就成为了整个家庭的核心，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未来超越自己，是亘古不变的人性。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关爱孩子是社会人心的稳定剂。对东莞而言，要想让作为人口主体的外地籍人士以莞为家，不但在这里工作，还要在这里消费、在这里扎根，就不能忽视他们的孩子，就必须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自身的发展而牺牲孩子的未来。孩子就像系住父母双脚的秤砣，当孩子在东莞稳定地学习时，父母“改投山门”的计划就会犹豫，“另谋高就”的愿望就会削弱。他们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就会大胆地投资置业，购买更多的耐用品，把根扎得更深，同时也托起东莞的消费市场。

“风物长宜放眼量”，发展民办教育，让外地籍人士的孩子受惠，长远看来最大的获益者是东莞自身。外地籍人士成为了人口的主体，这是不可逆转的现实，也是东莞未来的城市资本之一。外地籍人士的下一代，将成为明天土生土长的东莞人，届时，“新莞人”的称谓对他们将不再适用。现在支付成本发展民办教育，换来的是东莞人未来的血脉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等于在集结未来社会的凝聚力。等到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后，当前对于人才挽留、人口稳定的忧虑，将不再成其为问题。

显然，民办教育的重要性早已为东莞政府所认识，政府目前致力于提高民办教育的整体质量，强调的是实现基础教育的公平。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千差万别，但不能因此而决定其下一代所受教育的档次，教育绝不能是完全势利的。在政府的推动下，民办教育将朝着有利于大多数外地籍孩子的方向发展，这对于广大来莞建设者，都是一个莫大的慰藉。

民校优质化：自己先别糊弄事

文/记者李少威

“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一年前东莞教育部门为民办学校的发展定下了方向。这不是行政力量向市场提出的奢望，而是代表着数百万新莞人心愿的社会呼声。民校的老板们有没有认真聆听、严肃对待，回首这一年的成绩与失误，就是一个社会检验和自我审视的良机。

家长满意率增长了一成，是个值得庆贺的结果。办成一件事情很难，何止民校，这是社会许多领域参与人士的共同慨叹；然而办成的事情要让人满意则更不容易，因为每个调查对象都有自己特殊的经验，他们可能因为一个微小的失误而否定全盘的成绩。所以我们认为，满意率增长一成看似幅度不大，其实反映了民校在一年中迈进了一大步。来自社会认可的鼓励会让工作增加激情，因此有理由相信，民校质量优化是可以预期的。

然而问题也不能不正视，截至目前，民办学校的优质率依然只有一成。数十万在东莞学习的新莞人子女，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而且他们主要生长在能够支付高额费用的家庭。这就说明，教育档次与孩子的经济条件而不是学业成绩直接挂钩的状况十分明显，这是全社会多年来力图改变却又一直未能改变的尴尬现实。“误人子弟”是教育的失败也是失德，东莞要让所有孩子在人生道路上趋近起点的公平，既要有政府的引导，还有赖于仍被广泛诟病的那部分民校继续努力。

民校是不是先天不如公办学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会直接影响民校的办学态度。来自政府的资金投入是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支持，但不能认为这是质量提高的充要条件。“办学理念制约了民校优质化”，这是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个主观原因。弦外之音就是，任何时候不能亏本搞投入；如果再引申一步就是，不能赚钱我大不了撤资不干了。所谓“办学理念”问题，不外乎此。如果质量不佳的民校仔细反思一下原因，不难找出自身短视的证据，也就可以问问，办学质量上不去，跟自己在办学过程中糊弄事有没有关系？

有的民校还在观望，观望什么呢？观望这个供不应求而且对质量要求不高的市场还能不能继续维持，粗放型办学方式还可不可以继续生存。有的低收费民校则已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并且迅速跻身一级学教。这是因为他们对观望者的疑问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民校属于市场，市场的原则就是优胜劣汰，短视和糊弄事只会把市场拱手让与他人。

正是这些不再观望的民校，让我们看到了东莞民办教育的希望所在，使我们相信再过一年，饼状图上代表满意率的颜色，还会继续“攻城略地”。

观看校园暴力视频：你获得的是快感还是悲哀？

文/李少威

会用互联网的人都知道，校园暴力视频在网络上并不鲜见，今天讨论的这件校园暴力事件，相比之下算是很“文明”的了。事件已经过去，再对参与打人的学生进行指责意义已经不大，最应该讨论的是，计算机前面的“观众”，究竟怀着怎样一种心态？人们从中获得的是快感还是悲哀？

粗略地浏览这个视频，让记者惊讶的不是参与打人学生竟能对同学下此狠手，而是围观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淡漠，以及他们的起哄声中传达的“加油”用意。更让人痛心的是负责用手机拍摄的学生的“全程跟拍”意识，因为画面带给我们一个联想：拍摄者明显怀着网络传播的“先见之明”。

学生对暴力的自觉传播意识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考问的不是学生，而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因为传播意识来自于网络的猎奇心理，其动力正在于满足人们逐渐走样的“口味”。看过此类视频的成年们不妨扪心自问，你点击之前是否怀揣着一份好奇？你之所以想看，是否正因为这不是电影，而是事实？你观看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一种不敢明言的满足感，然后才轮到对暴力的否定和悲哀？如果坦率地回答，多数人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说明真正要对校园暴力及其传播负责的不是学生，而是社会。

“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我们民族的千年教诲，但各种记录和传播手段的出现，正在削弱我们对怪力乱神的天然反感，正在侵蚀我们精神中可贵的矜持，因此，扎实的反思刻不容缓。这并不是倡议我们排斥手机和互联网，而是要求我们在普及技术手段的同时普及积极而坚定的价值判断。

燃油费背后的“份钱”病态

文/李少威

油价涨了两毛钱，出租车公司便叫苦连天：成本增加了，生意真难做。结果不出所料，出租车协会向政府部门递交了申请，希望从消费者身上“合理收取”一点燃油附加费。令人感动的是，收取燃油附加费的字面目的是提高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为司机大佬们谋福利。

对于这项“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申请，物价部门很谨慎也很负责任，专门向1000多名出租车司机采集了意见。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司机们对出租车公司的“关怀措施”不太买账，反而在调查内容之外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减轻司机们的负担，最好的办法是减少每月交纳的“份钱”，而不是增加顾客的费用。

其中的因果关系一下子明朗了起来。经营成本太高，司机不堪重负，顾客为出租车服务支付不菲的价格，根本原因不在于油价，而在于体制。出租车公司急于提价，反映出的正是当下的经营体制弊端：油价上涨，司机负担加重，如果不在利益上作相应调整，他们显然不能平静，而要为他们减负，要么是减少出租车公司收取的“份钱”，要么是增加乘客支付的费用，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出租车公司，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加价是一项附带着明显市场风险的经营决策，因为价格上涨必然造成需求减少。那么出租车公司为何选择加价，他们难道不担心市场缩小？奥妙就在于，出租车公司是完全与市场脱节的，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它们都是旱涝保收，雷打不动地坐收“份钱”。如果提价措施得以顺利实施，市场风险就完全推给了司机，表面看起来却像是送给了司机们一个顺水人情。

笔者不想讨论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是与非，但作为消费者，我们坚持一个原则：支付怎样的价钱，就要享受与之相当的服务。从目前的收益分配看，消费者支付的费用有7成左右是交给出租车公司的，但消费者看不到自己从出租车公司享受到了什么样的服务，也看不到自己花钱养着出租车公司到底意义何在。

最简单的价值判断方法是问一问，如果没有出租车公司会怎么样？答案是不会怎么样。在国外公共交通市场和体制均比较成熟的城市，出租车服务供方是由一些小型公司和许多个体经营者构成的，价格由乘客和司机讨价还价达成一致，司机能为自己做主，服务质量和价格之比就可以在竞争中达致最优。但在我们身边，市场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出租车公司完全变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寄生阶层，寄生在政府税费收入、出租车司机收益和乘客支付的成本共同培植的公交大树上。如果说还存在市场竞争，也是在公共汽车、出租小汽车和非法营运的蓝牌车、摩托车之间展开的，在合法的出租小汽车行业内，竞争是虚无的。

笔者认为，出租车市场最理想的模式是由政府统一车型、颜色和标识，经过合法登记由个体经营，取消大公司管理的方式，价格也由供需双方商议决定。退而求其次，在当前模式无法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全部收入可首先交给出租车公司，而对司机实行底薪制，奖金与其业绩挂钩，将市场波动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出租车公司。这样，广招诟病的“份钱制”就会消失，而出租车公司旱涝保收的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它们将不能再忽视市场动态和消费者诉求。

打击非法行医：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文/记者李少威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句话告诉我们，对付同一个问题，至少有治标和治本两种办法。东莞市今后打击非法行医的手段，将从“见一个封一个”向“停水断电”转变，阐释的就是这个道理。水和电是所有商业活动的共同资源，水电和所有工具一样无知，不会自觉地去分辨其效劳对象是否合法。但新的行政执法措施的灵活性正在于，在无私的前提下可以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就像医生一样，切断血液对肿瘤的补给，让它“玩不转”。

说“停水断电”必能收到治本之功也许为时尚早，但这至少释放出一个信号：公权力的铁腕已经瞄准了非法行医的根源，今后的方向必然是从制度方面作全面的规范。

我们相信，任何一种创新的出现，都是因为其弥补了现状上的某些浪费，而不管这种创新是好是坏。非法行医也是特定时期医疗市场上的一种“歪创新”，找出其“创新”的动力亦即现行医疗体制造成的浪费，就为新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非法行医之所以盛行，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其非法性不易分辨，而是因为它提供的相对廉价服务吸引了占社会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这就映射了正规医疗机构收费过高的问题。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所谓“低收入人群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应加强宣传教育”，其实是“顾左右而言它”，回避了真正的症结——正规医疗机构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不是技术落后和效率低下导致的，而是人为的，一旦接收病人，便开始大量挥霍医疗资源，从而尽可能多地换取患者口袋里的钱财。正是利益驱使下的“大处方”、“多检查”和“部门收入任务”把人们挡在了大门之外，驱赶到了非法行医者的怀抱之中。

因为病痛是无法自我抵御的，人们的病痛对于医院来说便是一种资源，甚至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病人们讨价还价的空间几乎不存在。所以有“体制内”的医疗机构便假定，人们在痛苦代价面前不会再考虑经济代价，这便是牟取暴利的出发点。秉着相反的理解，非法行医者便层出不穷，并且大有市场。

任何一种制度的构建，都不可能单纯从一个方面着手的。彻底打击非法行医是尊重生命，规范正规医疗结构的行为也是尊重生命，两者的实现都要依靠有效的市场竞争。所以市委书记刘志庚昨日提出，打击非法行医，“前门不放开，后门就堵不住，必须建立更多的合法医疗机构”，人们能够在足量和差异化供给的前提下寻求到痛苦代价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平衡点，才是制度生效的首要环境。

知味东莞 苦乐人生

文/李少威

当您翻开这一叠报纸的时候，我们希望您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不是大人物，而是普通人。即使不是在照镜子，至少像在俯身欣赏一池清澈的湖水，在微微的波光中，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那个面孔亲切而熟悉。

我们都不是旁观者，水中的映像很多，您看到了自己，同样能看到别人，不但看到别人的外表，还望穿他的生活，他历史里的张扬和失落，他精神里的快乐和忧郁。我们怀着朴素的尊敬，为城市里的所有人围造这一池清水，每一滴水，都用记者的眼睛、心灵去收集，他们走进了城市，走进了您的世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掖着一个五味瓶，细细地装取生活的滋味，喜怒哀乐，轻松与沉重，容易与艰难，他们照单全收，然后捧到您的面前。所有的滋味混在一起，应该是一瓶辛辣的烈酒，只有够辣，才能回味悠长。

滋味，多好的一个词啊，是谁率先把它引入了对生活的描摹。他把自然的味觉导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从是否喜欢，到是否理解；从可以随意地选择，到没有选择余地的无奈；从反映人的动物性的短暂感觉，到扣入了群体生活的纵深。我们已经在个体内部实现了味觉和精神的互通，能否进一步实现个体之间的精神交流？

可以的，只要我们认真，而且时刻怀揣对他人的敬意。您当然可以只怀揣着一叠金钱，然后信手在这个灿烂的城市里购得需要的一切，但购买成功不仅是因为您手头有钱，更因为周围还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一同创造了您的世界。有人衣冠楚楚，跨入了高尚的住宅楼宇，有人满面风霜，在尘土飞扬中完成楼宇的最后一道建造工序；有人开着车惬意地驶过一段宽阔整洁的马路，有人则在路边躬身清扫着道上的垃圾；有人坐在明亮舒适的办公室里月入百万，有人则在他的车间里带着疾病超时加班。没有了互相的敬意，就只剩渺远的距离；不懂得应有的关心，就只能收获四起的怨恨。

每当看到被称作“走鬼”的劳动者推着小车在烈日或暴雨下走过，我们都应萌生由衷的钦佩，他们弱势的身躯支撑着的，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是一份大丈夫的责任；每当听到一个工人在岗位上或大街上遭遇的不幸，我们都应寄予哀伤的同情，他们艰辛劳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捍卫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捍卫人的尊严啊；每当想到任何人通过正当劳动获得了幸福，我们都应发自内心地为他高兴，每个人降生人世数十年间，不就是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么？

我们有一种惯性，总是飞上高空打量一个城市，然后赞叹它整体上的神话，看不见街头巷尾的单个成员；我们有一种麻木，总是披上高贵的外衣区别于一些群体，对某一群人表达怀疑和忽视，毫不掩饰自己的浅薄和势利。这就称为“不知味”，因为生活的滋味总是与人之为人的感情相关，而与其外表和从事的职业无关，我们所不屑的，恰恰正是社会宏雕的基座。孔圣之为圣，不是因为他发明了艰涩的理论，而是因为他“知味”，他深刻强调所有社会成员的互相理解和给予，把“己欲达，则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确立为自己思考世界的出发点。

有“不知味”的人依然会说，“边缘人群”、“弱势群体”、“普通人”不过是一个哄抬的噱头，一领假慈悲的袈裟，他们不是发展的主流，只有达尔文主义才普适于世界。我们不多做解释，仅仅坚信，“知味”的关怀有可能让人不再“边缘”，有可能让人不再“弱势”，没有了偏见中的支流，自然也就无所谓主流，大家就都成了“普通人”。一个普通人的社会支撑起来的神话，才是恒久的神话；一个以普通人为基座的社会，才是稳固的社会。

读懂别人的生活，我们就“知味”，好吧，请翻到下一页。

别赋

李少威

2007年11月30日

沐夏日之暖阳兮，心萧瑟以凄惶；知君子之忽降兮，吾失箸而闻芳；逞聪耳之探微兮，虽不言以知意；尽明目之察细兮，羞低首而何伤；进苦酒而谋醉兮，揽细腰以止泣；迨酒醒而追悔兮，君掩面以理裳。

聆秋声之渐盛兮，独欢欣以不顾；悉君子之将行兮，堕冰窟而寒凉；思香泽之所向兮，曾夜夜而难寐；月朦胧而将去兮，今何藉以依傍；送君子之穗郡兮，终一别而三顾；哀三更之鼓漏兮，立中庭向岳阳。

得君子之懿召兮，急投笔以登车；入云山之秋雾兮，欲执手而彷徨；行幽谷之曲径兮，谒五祖之慧光；见龟鳖之游戏兮，羡湖中之鸳鸯；坐山巅以惴惴兮，思抑郁而悠长；叹红日之西悬兮，忆杯中之茶香。

别未几竟重逢兮，入幽室以独对；执君手之纤纤兮，饮冷酒而暖肠；看君颜之陶然兮，忘世情之落寞；负君子之娇躯兮，乐婉转而徜徉；悲别离之何速兮，置闲杯而茶凉；虽相见而陌路兮，始绝情而游方。

    念海内之路迩兮，忘心路之渺远；昔一笑而会意兮，今千言而迷惘；读乐天之长恨兮，居紫微而倾情；恨书生之碌碌兮，徒梦断而悲怆；失红颜之翠袖兮，寻杜康以浇愁；品壶中之日月兮，兹放浪而佯狂。

垓下刀枪千载后，虞姬犹抚霸王琴；竖子难解其中味，仰头徒负美人心；史笔千年流芳泽，长使后人泪满襟；莫怨秋风逞萧瑟，虫豸低鸣亦悲音。

 一逢手机的铃声响起，我便于瞬间进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状态，聆听和感受着京胡那高亢的弦音，演奏着出神入化的《夜深沉》。不舍得接听，或者不知道如何接听，血液放慢了流速，随着乐声进入2000多年前那个月色凄迷的夜晚，看着美丽而凄婉的虞姬挥动着双剑，为她的霸王演绎最后一次舞蹈。乐声在从悠扬到跳跃渐次急促，最后嘎然而止，司琴坚决地做完了最后一个手势，而虞姬的双剑也同时横在颈间用力一抹，美女的热血溅出，天和地在瞬间死亡。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醉意朦胧、正在绝望地回忆着过去的英雄霸气的项羽，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虞姬的舞姿。在他的人生里只有沙场杀戮、以力逞能，也许听不清天地为虞姬伴奏的悲音。艺术家气质的缺乏使得他的英雄经历毫无美感可言，心灵一直飘荡在简单粗暴的烈日之下，难得的儿女情长带给他的也许仅仅是对暴力的回味而不是反思。可笑他此前还在阵间约刘邦“单挑”，而此后又纠缠于“非战之罪”的自欺欺人，虞姬的最后一舞，换来的还是自我精神的凄凉。而我辈千年遗恨，恨的是这样一个名流青史的奇女子，只留下一个简单的姓。

太史公的妙笔，在必要的细节上真如一段绕梁三日的咏叹调。月夜、英雄、美女、离别、舞姿……这些传统的艺术元素，构成了这段咏叹调的不朽音符。虞姬之舞经过史笔的刻画，变得不是舞给项羽，而是舞给万世千生的炎黄子孙。

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悲音总是具有最强的穿透力，穿越时光，穿越人心，在人们的精神里筑巢而居，在我的心灵世界里盘踞不去。我喜爱的音乐，还有《梁祝》和《二泉映月》，还有京剧里老生和青衣在悲伤时的长韵，这些音乐的精神力恰如皎月的清光，把整个身体穿透，又如一条凶狠的毒蛇，在心脏里肆无忌惮地撕咬着，喷洒着剧毒的蛇涎。

无论如何的锋利，悲音的刀刃寸寸绞割，却能令我的心灵变得沉静和淡定，而后清醒地看穿自己需要何种乌托邦的慰藉。听说吾兄陶渊明有一柄无弦之琴，每当有所感有所思，他就在那桐木上的数尺虚空里演奏，弦在心里，乐在灵魂深处，他莫非也在寻找那条能使自己脱俗的毒蛇，和那个建筑在虚无缥缈间的乌托邦？

当痛感掉到了无底洞的洞底，便到达了不滞于物的自如；当乐声臻及至悲之境，便登上了澄澈的彼岸，到达了大智的尽头，走近了中性的和谐。所以有人用平淡的文字，却能组合成悲凉彻骨的的氛围，如李叔同的《送别》；有人用对尘世绝望的罗列，却能表达出物我两忘的澄明，如禅学的《净宗要义》。记得在大学的时候，经常于北风哀号的京城之夜，焚起两柱清香，听着《净宗要义》的哼唱，在灯下思考、写字和作画，智慧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了我，以至沉醉其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寻觅智慧，寻觅悲音，两者在我的人生里成为了一个并列共存的目标。沉溺于生活的细节，忽略了外形的空壳；激灵于人性的悲音，忘记了悲与喜的鸿沟；纠缠在一瞬间的情绪，不知道人生的圆滑。“举大事者不拘小节”，理所当然便是我一事无成的注解。

然而我还是热爱悲音，把悲音当作生活的至美，即便如白驹过隙一般短暂的悲音，但须于我有所触动，便毕生难忘。至于音符的变动是何其快速和剧烈，一念未宁便滑入了精神的反面，同样毫不顾忌，我只记得我在那一瞬间捕捉到的美，只信仰那一瞬间爆炸般陈列的美，哪怕悲音的后头是嘈杂的怨恨，或者锣鼓喧天的庸俗，依然刻骨铭心地牢记着属于我的一个音符。